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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战略自主意识全方面提升，物质基础稳步强化，机制平台全面拓展，为非洲“再次觉醒”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促使非洲“再次觉醒”的核心动力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国际体系转型加速给非洲所带来的体系性压力；二是大国战略竞争对非洲战略自主空间的显著压缩；三是国际发展环境恶化和科学技术创新竞争激化对非洲发展造成的潜在不利态势。

  非洲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的“再次觉醒”主要围绕逐步提升战略自主性展开：政治安全自主化治理正成为非洲各国的普遍追求，民主政治日渐巩固，极端化治理现象显著减少；经济社会一体化成为非洲共逐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发展韧性有效提升，国家利益与泛非利益渐趋平衡；国际体系转型下的塑造性治理成为非洲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聚焦，历史不公得到非常明显纠正，非洲在国际议程塑造中的话语权明显增大。

  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处境相似，非洲国家的“再次觉醒”面临战略坚定性和战略稳定性两大压力。非洲“再次觉醒”以探寻自主现代化道路，及其与中非现代化及“全球南方”现代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必将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作出新的贡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以来，“觉醒”始终是非洲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键词之一，大多以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非殖民化运动为支撑。最终的原因在于，非殖民化运动更多只是赢得政治解放（liberation），即不再遭受殖民统治，并未实现非洲的真正或“全面解放”（emancipation）。从哲学意义上看，“解放”是指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也即脱离“不经他人指导便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非洲的“全面解放”必然是政治、经济、社会及至外交等的全方位独立和自由。因此，非殖民化更多代表着非洲的“第一次觉醒”或“第一次解放”，而超越政治独立的“再次觉醒”或“再次解放”尚未真正到来，尽管“第三波民主化”和“阿拉伯之春”都曾因其对“自由主义在非洲重生”的重要意义而被视作候选。以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自主性提升为基础，非洲国家面对加速演变的国际体系转型态势，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迎来“再次觉醒”。与“第一次觉醒”主要聚焦政治独立相比，非洲“再次觉醒”强调实现全面和自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其本质是以自非殖民化运动以来的非洲发展成就，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自主性提升为基础，牢牢把握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的机遇并最小化其中的风险，通过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而寻求全面解放。因此，非洲“再次觉醒”的核心是全方面提升战略自主性：政治安全方面，积极探索以拒绝殖民宗主国“新殖民主义”为代表的自主化治理；经济社会方面，全面追求以增强可持续发展韧性为核心的一体化治理；体系转型方面，系统推进以提高非洲国际话语权为聚焦的塑造性治理。尽管仍面临重大挑战，非洲“再次觉醒”追求自主现代化，将与中非现代化和“全球南方”现代化一道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迈上新的台阶。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非洲正吸引着慢慢的变多的国际关注：政治发展进入调整期，地区治理进入改革期，对外关系进入重塑期。需要强调的是，非洲地区发展的体系性转型事实上是内外双重因素一同推动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战略自主性明显提升，赋予非洲推动自主发展的强大信心；另一方面，自2016年以来的国际体系发展特别是国际发展动能减弱、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和大国战略竞争升级等，意味着非洲逐步提升战略自主性的政策空间可能遭到挤压。基于独立60余年来的发展经验与教训，非洲国家从整体上认识到，必须以既有战略自主性提升为基础，有效克服国际体系转型的外部压力，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非殖民化运动的成功，为非洲的全面觉醒和全面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如此，非殖民化本身的快速化和继承性，使非洲“第一次解放”远不全面。冷战结束以来，非洲提升战略自主性的努力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自冷战结束至2008年间的以政治安全自主为核心的“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时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22年非洲国家聚焦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自主时期，以及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全面可持续性自主追求时期。在经历3个阶段的演变后，非洲战略自主性得到重大提升，为当前的“再次觉醒”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非洲战略自主意识全方面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理念已成为非洲自主精神的内核；非盟《2063年议程》开篇就强调，非洲人掌握着“非洲的命运”“必须立即行动以塑造其期待的未来”；非洲“单一声音”描绘出“我们对自身、子孙后代及整个大陆的愿景”。为探寻自主现代化道路，非洲整体和国别的独立意识均明显提升。国家层次上，基于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的经历，非洲国家往往存在政治上寻求外部支持的路径依赖，尤以冷战后一度较为突出的“输家政治”为典型。但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以来，“输家政治”案例显著减少，既有“逢选必乱”现象微乎其微，即使是以非和平方式实现政府更替的国家也往往主动拒绝外部介入。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意愿日益增强，最明显地体现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和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及南非、尼日利亚等大国对美国打压的反击等方面。很大程度上，正是非洲在一系列重要国际事态上的战略自主性提升，凸显了作为整体的“全球南方”的战略重要性。地区层次上，尽管面对成员利益协调复杂微妙和长期且巨大的资金缺口双重挑战，非盟仍积极塑造“单一声音”以提升战略自主性。《非盟》第三条精确指出，要“在事关非洲大陆及人民利益的问题上促进和捍卫非洲的共同立场”。因此，通过磋商达成非洲“共同立场”（Common African Position）文件并具体落实，便成为非洲国家缓解甚至消除自身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被边缘化风险的重要方法。迄今为止，非洲已围绕诸多重大问题，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发展筹资、国际移民、人道主义等出台过共同立场文件，对提升非洲战略自主性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非洲战略自主性的物质基础稳步增强。美欧对非洲的发展形态趋势和发展机会往往后知后觉，如在进入21世纪之初仍在哀叹非洲是“绝望之地”，而在10年之后不得不改称“非洲正在崛起”，当前则重点炒作非洲的“民主衰退”和“债务陷阱”。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先后遭遇包括2001年九一一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值下跌、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危机冲击。尽管如此，非洲的发展韧性和整体实力仍得到缓慢但稳定的提升。首先，在2000～2023年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达到4.1%，明显高于全球中等水准；即使经历疫情冲击，非洲在2021～2023年的经济复苏速度（5.0%）仍超过全球中等水准（4.7%）。其次，在2000～2023年的24年间，非洲有12个年份进入全球经济增长前10名的国家数量超越4个，其中2013年达到6个，另有4个年份占据5席；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有11个年份位居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最快的前10国之列，利比亚和赤道几内亚各有7次，卢旺达也有6次。得益于整体性的发展，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628美元增至2023年的1 622美元，增长近1.6倍。最后，非洲工业发展基础正逐渐夯实。例如，在2000～2023年间，非洲制造业附加值增长3倍多，占全球的比重从0.97%增至1.45%。又如，在2005～2022年间，非洲基础设施总量增长近一倍，尽管交通基础设施变化不大，电力基础设施仅增长60%，但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增长幅度达到约46倍，成为拉动非洲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三，非洲战略自主性的机制平台显著拓展。一方面，非洲正尝试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国际对非合作机制。2000年之前，国际对非合作机制仅有1993年创设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但其峰会间隔时间长，对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带动作用有限。相比之下，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凭借其定期召开和对承诺的高效落实，迅速引领整个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兴起，欧盟、韩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纷纷效仿。尽管如此，除中国和日本外，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整体较低，如欧非峰会曾多次中断或推迟，印非峰会自2015年起屡次推迟，韩非峰会在2016年后长期搁置，致使2024年峰会被冠以“首次”以避免尴尬，等等。此外，除中国、欧盟和美国外，其他几个国家与非洲的峰会往往聚焦特定议题，如2024年的意非峰会旨在为欧洲打造能源中心并减少涌入欧洲的偷渡客和难民。在为非洲带来重要战略机遇的同时，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也对非洲的内部团结和机会把握能力构成挑战。为掌握更大主动性，非洲先是致力于实现国际对非机制从“1+N”模式到“非洲+1”模式的转变，并于2024年提出全面启动非洲全球伙伴关系平台（Africa Global Partnership Platform，AGPP）的构想。该平台最初于2003年提出，旨在协调非洲与八国集团关系，初期主要关注农业和基础设施两大领域。当前，非盟已决心利用十年时间将其建设成为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伞形”机制，以明显提升非洲的战略自主性。

  另一方面，非洲大陆和次区域也积极优化升级内部治理机制。一是为推进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非盟于2016年启动机构改革，聚焦和平安全、政治事务、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代表性等4个核心领域的协同增效，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机构效率；在卢旺达领导2017～2023年第一阶段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肯尼亚于2024年接力推动非盟机构全面改革迈向新的阶段。二是为推进地区治理和缓解非洲地区一体化组织的相互重叠和竞争，非盟官方认可8个地区经济共同体并将其作为非洲大陆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地区支柱。三是为实现多个治理层次的协同增效，非盟效仿欧盟强调结合辅助性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以处理向上与联合国、向下与地区经济共同体或地区机制（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Regional Mechanisms，RECs/RMs）及至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四是如下文所述，针对新兴的跨境治理挑战创新性地建构“临时性安全倡议”（ad-hoc security initiatives，ASIs）以提高治理有效性。由此，非洲正将源于欧洲的多层次治理本地化，打造成具有非洲特色的混合治理（hybrid governance）。

  尽管取得重要进展，非洲战略自主性的提升仍面临两方面根本性挑战：一是对国际事态的脆弱性或依赖性，也即国际体系所提供的政策空间往往会决定着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上限；二是自身基础薄弱，导致非洲难以抓住体系性机会。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后期，尤其是第三个十年后，国际体系转型加速非常大程度上放大了上述挑战，推动非洲为塑造更为有利的未来而“再次觉醒”。

  第一，快速加剧的大国战略竞争可能持续压缩非洲战略自主性的提升空间。自特朗普于2017年开启其第一任期以来，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危机感持续增强，启动针对中国崛起的所谓“预防性管理”。特朗普政府强调，其前任们的接触战略特别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1991年冷战结束时，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23%，但到特朗普2016年当选时就已达到60%。依据权势转移理论，一旦中国实力达到美国的80%，美国便难以遏制中国崛起势头并可能会丧失其珍视的霸主地位。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的战略理念，但其政策更加系统。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正显著恶化大国关系。特别是，如果美国能有效终结或明显缓解乌克兰危机，其全面激化大国战略竞争的信心和能力都可能增强。正基于此，非洲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选边站”压力，美国当前对南非的打压便是预兆：一方面，南非是非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对美国拓展在利益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南非是非洲战略自主性的重要代表，与俄罗斯、中国等金砖国家合作密切，并强烈谴责以色列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的战争罪行。

  第二，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和大国战略竞争影响，国际发展充满重大不确定性。从国际经济稳步的增长前景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5年和2026年的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均为3.3%，比2000～2019年的平均增速（3.7%）还要低。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截至2023年，全球仍未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国家多达50个，其中非洲国家有13个，包括尼日利亚、南非、利比亚、、塞拉利昂等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看，2024年，非洲吸收的投资尽管增长迅猛（86%），但其金额（940亿美元）却仅为拉丁美洲的54.34%（1730亿美元）、亚洲的15.99%（5880亿美元）。非洲所获投资提高迅猛的重点是，埃及与阿联酋的一个项目投资额巨大——2024年投入350亿美元、预期总投资额为1 500亿美元；这也代表着非洲所获得实际投资项目数量相比2023年大幅度减少近200个。从可持续角度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自2020年起便陷入停滞。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应有进度衡量，所有17个目标到2030年均没办法实现。具体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消费与生产以及碳排放基线均处于全球较低区间，第12项目标（负责任消费与生产）和第13项目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得分相比来说较高，其余目标的进展均相对滞后。尽管如此，非洲作为受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遭受了最大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损失，对其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极为不利。

  第三，旨在争夺未来国际发展主导地位的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世界历史长周期理论，还是“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以及几乎所有的霸权稳定论分支，都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及其扩散对大国地位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国际社会早在2016年就已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但包括量子计算、“3D”打印、人工智能、芯片等在内的诸多技术探索仍暗示着，决定下一个“技术—经济”范式的技术革命尚未真正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战争阴影及国际道德水平提升等诸多因素，推动国际社会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进一步凸显了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而在科技革命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大国竞争逻辑和竞争重点发生显著变化，即从武装战争能力转向国家发展活力，从战争联盟动员转向国际网络建设。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美国自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起便启动对华科技竞争，其核心是基于“国家安全”逻辑，通过组建技术联盟、矿产联盟等手段，主要是针对中国采取创新扩散路径阻断、战略性产业支持和关键领域供应链管理等举措。对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而言，风险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美国通过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的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nergy Resources Governance Initiative，ERGI）和拜登政府提出的能源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MSP）以及涉及赞比亚、刚果（金）及安哥拉的洛比托走廊（Lobito Corridor）等在内的政策举措，迫使非洲国家“选边站”；二是再度将非洲置于国际科技发展的底层，使其无法有效利用当前科技突破不确定背景下的黄金追赶期，并可能彻底丧失全面解放的历史机遇。

  既有战略自主性提升基础和国际体系转型加速压力，推动非洲主动和被动地“再次觉醒”，集中体现为政治安全的自主化治理、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治理及体系转型的塑造型治理等方面，为非洲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经过独立后的继承性治理、本土化治理和西式民主化治理之后，非洲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全面开启自主化治理进程。西方更为关注非洲多国的政治转型并视其为非洲“民主衰退”的表征，但这一视角不仅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丧失了整体感，更因西方中心主义而丧失了对象感。整体而言，在民主治理基础持续夯实的同时，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乃至“造反”也不断强化；传统治理观念与手段重新得到重视并局部回归，但与其历史形态相比正趋于温和；以跨境临时性安全倡议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发展正丰富非洲自主化治理的内涵。非洲政治安全自主化治理的探索正推动本土知识与国际理念的日渐融合，新型混合治理模式不断迈向成熟。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非洲民主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取得明显进展，“逢选必乱”“逢选易乱”现象明显减少。一方面，主要定量指标均显示出非洲民主治理取得积极进展。基于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IIAG），对比2013年与2023年的数据发现，十年来非洲民主治理整体取得了进步：超过半数（33个）的国家治理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是在经济机会基础和人类发展两个领域进步突出，分别增加2.8分和2.9分；在16个二级领域中，有10个取得进步，进步最明显的是基础设施、女性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分别提高7.1分、6.9分和5.2分。上述趋势被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s）所印证。在2014～2023年间，在非洲54个国家中，有27个在其涵盖的法治、反腐、管制质量、问责、政府效率及政治稳定等6个领域的综合得分上取得进步；从单个领域看，政治稳定表现最好，有35个国家取得进步；随后是问责和政府效率，均有28个国家取得进步；其余3个领域表现相对不佳。

  另一方面，去除主观认知的放大效应，非洲民主治理的客观进展更为积极。尽管相互印证，但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和世界治理指数的方法论存在很明显差异，前者同时采用主观认知和客观衡量，后者则仅基于主观认知。如果进一步分析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的三级指标，特别是对比客观衡量与主观认知，不难发现非洲民主治理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可能比最终指数所显示的更大。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的每个二级指标均涵盖一个主观认知指标和多个客观衡量指标。除少数例外，主观认知指标在2014～2023年间的波动幅度均明显高于其他客观指标，意味着主观认知对二级指标的最后得分存在较明显影响。例如，在二级指标“安全”的6个三级指标中，主观认知指标降幅高达19.57%，远超其他5个客观指标的平均降幅（6.08%），导致整个二级指标降幅被拉大至6.70%。

  据此可认为，以西式民主标准为主的主观认知特别大程度上扭曲了对非洲政治治理进展的客观认知。一项数据统计显示，在非洲54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自实行以来从未中断，另有22个国家在采取民主选举后曾有中断但随后恢复，仅有3个国家曾实行民主选举但中断后并未恢复，另有7个国家从未采取过民主选举。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前有多达44个非洲国家采取民主选举制度。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意识加速觉醒，推动民主质量持续提升，如整个非洲地区希望政府增强问责的民众比例从2011~2013年的52%增至2021~2023年的61%。又如，南部非洲国家和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自下而上治理平台正得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并创新性地将机器学习、网络技术等应用于选举监督、施政追踪及参政议政之中。

  面对西方民主衰败冲击，非洲传统治理加速回归，且相比历史形态更为温和。自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起，西式民主衰败态势日显，各式右翼极端主义冠冕堂皇地登上政治舞台。西方民主衰败对非洲政治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放大了西式民主“水土不服”效应，导致非洲普通公众对西式民主的整体支持水平会降低。尽管仍实行西式民主制度，非洲39个国家的公众对西式民主的平均支持水平从2011～2013年的73%下降到2021～2023年的66%；在这39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西式民主支持水平呈下降态势。二是西方国家大幅削减对外民主援助，倒逼非洲国家独立寻找自身发展道路。在2018～2023年间，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对非洲的选举援助从8 395万美元降至5 079万美元（降幅接近40%），立法与政党援助从3 267万美元降至686万美元（降幅达79%）。其中，美国援助削减幅度最大，选举援助从3 549万美元下降至956万美元（降幅达73%），立法与政党援助从1 849万美元降至40万美元（降幅达97.8%）。在此背景下，非洲各国纷纷探索自主化治理方案；而非盟早在2007年就呼吁其成员国将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治理机制相结合。

  非洲传统治理的回归大多数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传统领导人的治理角色日益得到承认，但仍限制在发展领域。早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就发展出自身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可分为中大型王国或帝国的集中式治理和传统权威主导下的分散式治理两大类。鉴于非洲大量国家在冷战时期对集中式治理特别是威权式治理的失败尝试，非洲普通公众对个人独裁强烈反感，但仍相信传统领导人在地方治理中的优势，并希望能够通过增强其治理角色来加强地方分权和去中心化。根据非洲晴雨表（Afrobarameter）2019~2021年在22个国家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普通公众对传统领导人的信任度（64%）明显高于总统（49%）、地方官员（43%）和国会议员（39%）；有49%的公众认为，传统领导人有助于强化民主；56%的公众认为，应当强化传统领导人在治理中的角色，尽管这更多强调一种发展角色而非政治角色。

  另一方面，军事政变再度集中爆发，但无论是频度还是公众反对声音均会降低。自2019年以来的非洲政变与其历史形态有明显区别：一是尽管数量有所回升，但频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并未出现大规模“政变潮”。自1952年起，非洲地区政变多次集中爆发，但总体呈下降态势。例如，在2010～2014年的5年间非洲共计有15次成功政变，年均3次；但在2019～2024年的6年间成功政变数量为9次，年均1.5次。二是当前阶段的政变主要发生在法语非洲国家。从历史数据来看，1952～1991年间，法语非洲国家共发生政变62次，比英语非洲国家多8次；但在后冷战时期，非洲的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分别发生政变41次和19次。然而，反法不等于“反西方”，大多数经历政变的国家并不想全面切断与西方的联系。三是普通公众对军人干政的反感度呈下降趋势，因其视军政府为过渡性治理力量，有助于迅速恢复秩序、打击腐败及改善公共服务。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2011~2013年和2021~2023年两轮调查中，非洲地区拒绝军人统治的普通公众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在39个受调查国家中，仅3个国家的这一比例有所上升，1个国家维持不变，其余35个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马里下降幅度最高（40个百分点），布基纳法索（37）、科特迪瓦（27）紧随其后，另有11个国家降幅超过10个百分点。非洲晴雨表的另一调查数据也显示，非洲民众对民主满意度与军政府支持率呈反比态势。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非洲传统治理的回归远非激进，公众对传统领导人和军人执政的有限认可更多是源于民主需求未得到一定效果满足。

  面对日渐复杂的安全挑战，非洲正致力于多层次的安全自主化治理探索。冷战结束30余年来，非洲安全挑战事实上经历了“内战十年”“反恐十年”和“草根十年”3个阶段，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似正步入错综复杂的“危机十年”。反思独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安全治理经验和教训，非洲正从4个层次推动安全自主化治理。

  在大陆层次，非盟不仅致力于建设独立的安全力量，也致力于提升国际合作中的自主性。2004年，非盟启动非洲常备军的建设，该力量是由军队、警察和民事力量共同组成的多维部队，驻扎在各自原籍国但随时准备快速部署；它由东部非洲、西部非洲、中部非洲、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5个次地区常备旅组成，每个常备旅约有5000人，总兵力约2.5万人。2015年，非洲常备军真正开始运转；截至2024年底，共计部署了27次和平支助行动（peace support operations，PSOs）。尽管如此，非洲常备军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仅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两支常备旅。由于自身能力整体不足，非盟安全治理对外部合作伙伴的依赖度相比来说较高，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在其中至关重要。于2002年建立并于2017年升级的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由联合国授权、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经费保障问题。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2023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 719号决议，决定此类行动可从联合国维和摊款中获得不超过其年度预算75%的资金，剩余部分由非盟和联合国共同筹集。这一安排既能充分实现非盟的自主化治理，又可有效缓解其经费压力；但该动议遭到美国反对，导致2025年1月启动的非盟驻索马里支助和稳定特派团（AU Support and Stabilisation Mission in Somalia，AUSSOM）的经费问题仍悬而未决，面临持续的经费困难。

  在国家层次，慢慢的变多的非洲国家正尝试要求传统大国撤出军事力量，以建设独立的安全治理能力。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在政变后均要求法国将其军事力量撤出，并终止部分欧盟军事任务，尼日尔也要求美军从其军事基地撤离。这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乍得、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也在2024年要求法国关闭其军事基地，乍得还向美国提出重新谈判军事合作的请求。尽管外国驻军减少未必意味着其军事影响力显著下降，但这对非洲各国的安全自主化治理探索仍意义重大。

  在跨境层次，创新性的临时性安全倡议可能提供有益补充。非洲安全挑战在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后出现非常明显的“跨境化”趋势，但前述大陆、次地区和国家层次的安全治理都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在应对跨境安全挑战方面存在很明显困难。在此背景下，非洲大陆、次地区和国家行为体创新性地发展出临时性安全倡议——也常被称作临时联盟（ad-hoc coalitions），由此作为应对方式。迄今为止，非洲主要有三大跨境安全治理支柱——消灭圣灵抵抗军的地区合作倡议（RCI-LRA）、打击博科圣地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Multi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MNJTF），以及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Joint Force of the Group of Five for the Sahel，FC-G5S）。鉴于跨境安全挑战和跨境安全治理的复杂性，临时性安全倡议的治理成效仍有待观察。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中长期发展的策略重要性的背景下，非盟于2013年启动制定《2063年议程》，并于2015年正式实施。随后，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发等一系列冲击凸显了世界各国塑造强大且快速的经济复苏能力的重要性。基于非盟《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2014～2023年）实施计划的进展与不足，非盟于2024年又出台了第二个十年（2024～2033年）实施计划，以期寻求有效整合非洲各国力量，加速地区国家经济与社会一体化进程，非洲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非洲《2063年议程》的时间跨度长达50年，被分解为5个十年加以落实。以对第一个十年实施计划的两次评估为基础，“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将《2063年议程》“七大愿景”具体化为“七大雄心”——繁荣、统一、民主、和平、泛非主义、以人为本和国际影响力，以加速推动《2063年议程》的落实。尽管《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聚焦加速落实，但仍秉持务实特点：一方面，延续并强化《2063年议程》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继续采用一套指标衡量两大议程的方法；另一方面，对到2033年的战略目标作了适度调整，使其更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快速变化。2024年是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的开局之年，非盟主要采取以下努力加速推动地区经济与社会一体化。

  第一，务实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非洲发展造成重大冲击，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2024～2033年）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目标进行了务实性调整，将2033年的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标确定为3 048美元。尽管如此，这一目标依然雄心勃勃，要求非洲各国采取积极行动加速落实：年均经济增长率需保持在6%以上；制造业附加值的增长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非洲的全球制造业附加值占比提升至10%；高科技产品在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应提高至30%，数字服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应达到7%；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应达到10%；农业产量年均增长超过4%，并使农产品进口降至40%以下，等等。

  第二，继续全面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建设，使非洲内部贸易在非洲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30%甚至更高。预计到2045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将使非洲大陆内部的农业粮食产品贸易、工业制成品贸易、能源与矿产贸易、服务贸易等分别提升到相应部门贸易总额的53.6%、36.3%，19.3%和37.6%。为此，非洲国家不仅需要推动其制造业发展，更需要建设单一的泛非支付和清算系统。

  第三，在设施联通方面，通过强化《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PIDA）的第二阶段优先行动计划，推动非洲公路网建设取得80%以上进展，非洲铁路网建设取得50%以上进展；通过实施《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年）》，建立安全的非洲单一数字市场，使非洲80%以上的人口可接入网速达每秒传输6兆比特的因特网。

  第五，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面，从缓解与赋能两个维度改善的生活水平。在减贫与民生方面，到2033年，努力将贫困人口减少20%以上，不平等水平降低15%以上，饥饿人口降至5%以下，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减少30%以上，获得体面住房的机会增加75%，家庭用电比例增加到80%，可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增至95%以上，使用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增加到80%，等等。同时，非洲国家努力改善公共卫生水平，将获得优质初级保健服务的机会提高到40%以上，孕产妇死亡率降至每10万名活产175人死亡，儿童死亡率降至每1000名活产25人死亡，新生儿死亡率降至每1000名活产15人死亡；将疟疾发病率降低20%，将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降低50%，将其他传染病发病率降低55%；将新感染艾滋病毒的发生率降低10%，并将包括儿童在内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覆盖率提高到100%，等等。在教育赋能方面，重点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和技能，将非洲国家小学和中学的净入学率分别提高到100%和80%，使至少80%的儿童完成小学教育，达到阅读、写作、数学和数字技能的最低要求；开展幼儿教育，使至少80%的5岁以下儿童在小学前接受过至少两年的系统化幼儿教育；将小学阶段的师生比例优化至1∶30，中学师生比例优化至1∶15；将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提高到50%以上，等等。

  第六，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2024～2033年）设置了明确的财税目标，以保障以上描述的目标的如期实现。根据测算，如期实现预期目标需要8.9万亿美元；其中，非洲自身可负担5.6万亿美元，仍存在约3.3万亿美元资金缺口。为此，该计划设置的财政缺口解决方案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成员通过4项举措“摆脱债务危机”，即建立外债管理的国家财政规则、执行积极的债务管理战略、改善债务透明度和加强债务监管，以及建立债务、财政与货币的部门协调机构，实现对债务流动性的良好管理，避免债务危机；二是积极动员新的财政资源，如在现有基础上将各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30%，将非法外逃资金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加快非洲四大金融机构——非洲中央银行、非洲投资银行、非洲货币基金和泛非证券交易所的建设，要求所有成员国为资助非盟而额外征收的进口税税率从0.1%上调至0.2%等。

  为配合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2024～2033年）的落实，非洲开发银行以上一个十年（2013～2022年）的成绩为基础，制定了其2024～2033年十年战略规划。在新的十年里，非洲开发银行计划加速并扩大对5个最优先领域即“五优”（High 5s）的落实，包括非洲电气化、增加粮食生产、工业化、区域一体化和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品质，从而为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贡献85%～90%的力量。与此同时，为加速推进非洲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探索非洲自主现代化道路，非洲各国已通过政策协调、经验共享和资源互补等三大机制，内化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非洲资源型国家积极地推进产业多元化战略，同步实现国内经济韧性提升与区域价值链整合。又如，非洲各国正全力抓住数字化的经济的战略机遇，以肯尼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加纳和南非结成的非洲数字化的经济“五王国”（Kings）正引领非盟的《非洲数字转型战略（2020—2030）》的稳步实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再如，非洲各国也积极地推进绿色发展和公正转型，坦桑尼亚的《2024-2034国家能源效率战略》（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y 2024-2034）便是典型。与非盟自上而下地推行辅助性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进而探索混合治理模式不同，非洲各国的创新实践正自下而上地塑造地区乃至大陆的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从而“确保国家发展计划与区域及大陆框架协同推进”。

  非洲国家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难度仍相当大，特别是非洲实现工业化的挑战依然严峻。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非洲工业化水平在2010～2021年间从0.5026分增至0.5270分，增幅为4.85%；同期，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指标中位数从0.4930分增至0.5144分，增幅为4.34%。尽管第一五分位数（底部20%）的非洲国家的工业化速度达到9.7%，第二（9.5%）、第四（5.2%）和第三（5.1%）五分位数国家表现也不错，但最高五分位数即工业化水平最高的20%国家却出现了负增长（-0.9%），导致难以支撑非洲应对当下和未来的诸多挑战。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3%左右，除埃及、尼日利亚、南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以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均较低。因此，非洲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仍在于，通过加强基础性的互联互通或一体化发展以弥补工业和经济基础的不足，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推动非洲大陆自贸区全面建设。贸易一体化是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成为非洲一体化治理的重要目标。2012年，非盟提出“促进非洲内部贸易”（BIAT）构想，旨在通过泛非自由贸易改变非洲内部贸易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13%的局面。2018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正式达成，于2019年5月30日获得24个成员国批准后正式生效，并于2021年真正开始启动。截至2025年1月，除厄立特里亚外的54个非盟成员签署了《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其中48个国家已按本国有关规定法律批准实施该协定。作为非盟《2063年议程》15个旗舰项目中最重要和最为基础的项目，非洲大陆自贸区被寄予厚望。预计到2035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可帮助3000万人脱贫，实现增收4 500亿美元，相当于推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较基准情景（无自贸区）额外增长7%。预计到2045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将使非洲国内生产总值提高1.2%，福利水平提升0.9%，并使非洲内部贸易增长45%（2757亿美元），制造业增长48%（1656亿美元），农业加工增长60%（586亿美元），服务业增长34%（49亿美元），能源产业增长28%（466亿美元）。但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进展喜忧参半，一方面受制于内部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足、人员流动不畅、非关税壁垒、经济结构同质化等缺陷，另一方面也面临体系性冲击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流动数据，非洲2022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在2020年（780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81.39%；其中，非洲内部贸易从1243亿美元增至2091亿美元，增长68.20%，但比整体贸易增长低13个百分点。从长期态势看，在对外贸易总额增长的同时，非洲内部贸易份额却有所下降。

  第二，加速推进基础设施相互连通。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非洲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在非盟《2063年议程》的15个旗舰项目中，至少有3项直接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即高速铁路网、单一航空市场和大英加水电站。非盟在2012年峰会上通过《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对2012～2040年非洲现有各类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进行了整合。按照规划，非洲将新建高速公路3.07万公里，现代铁路网3.02万公里，输电线万公里；新增水电装机容量54吉瓦，水利储水容量20.1亿立方米。截至2023年，已建成16万公里高速公路，2040年目标完成率达到52%；现代铁路4 077公里，目标完成率14%；输电线%。仅从非洲自身看，上述进展是值得肯定的。的确，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启动的第一个十年（2012～2022年）期间，非洲主要基础设施的投资额与此前十年（2002～2012年）相比有大幅度增长：港口投资从72.95亿美元增至127.47亿美元，公路从7.6亿美元增至14.72亿美元，铁路从50.93亿美元增至60.61亿美元；仅机场投资下降明显，从22.09亿美元降至11.75亿美元。然而，与别的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相比，非洲除港口略显突出外，其余领域均明显落后。.为加速推进地区基础设施相互连通，于2021年启动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第二阶段优先行动计划涉及69个项目，涵盖交通、能源、跨境联通及通信等领域，预期投资额为1607亿美元，不仅投资额远高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第一阶段优先行动计划的679亿美元，而且次地区分布也更为平衡；预期到2040年，《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项目的投资额达到3 600亿美元。

  第三，人员流动的便利度是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前提，非盟提出“免签非洲”（Visa Free Africa）构想并将其列为《2063年议程》旗舰项目。经过十年努力，非洲签证开放度有了明显提升。2024年，非洲签证开放度平均得分为0.479分（满分为1分），较2023年（0.485）略有下降，与2022年持平。尽管如此，非洲签证开放度仍有较明显进步：最为开放的前10个国家平均得分为0.910分，前20个国家平均得分为0.848分；在2016～2023年间，免签率从20%上升至28%，其中48个国家对至少1国公民实行免签，42个国家对至少5国公民免签，33个国家对至少10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落地签比例（25%）保持不变，27个国家对至少1国公民实施落地签政策、12个国家对至少35国公民开放落地签；提前签证和电子签证率从55%降至46%，但仍有29个国家要求至少一半非洲国家的公民提前办理签证，43个国家要求至少1国公民提前办理签证，26个国家要求办理电子签证。

  如果说政治安全和经济社会方面的觉醒更具现实性，那么涉及国际体系转型的觉醒就更具历史感。非洲不仅在历史上曾是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大量外生性、体系性危机的受害者，而且在当前体系转型过程中也面临历史命运再度上演的重大风险。因此，如何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机遇，在纠正历史不公的同时塑造未来体系使其变得更加公正合理，成为非洲“再次觉醒”的深层动机。非洲围绕国际体系转型展开的重塑性努力主要聚焦纠正历史不公、确保公正转型和推动治理改革3个维度展开；包括领土归还、奴隶贸易和气候变化补偿等方面的重要进展，不仅极大地鼓舞了非洲人民士气，也为其在公正转型和全球治理等方面更积极地作为提供了宝贵经验。

  非洲当前的发展不充分，很大程度上与其遭受过多历史不公紧密关联，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与统治。在长达400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非洲人口损失巨大。在奴隶贸易后期，殖民统治成为欧洲列强延续并系统化剥削非洲的新手段；与此类似，欧洲殖民者在非殖民化全面展开前就已启动所谓“殖民地改革”。其实质都是以新手段固化非洲遭遇的历史不公。

  自独立以来，非洲长期呼吁纠正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不公。早在1974年，第六届泛非大会首次提出，允许西非人后裔重获非洲公民身份。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人纠正历史不公的意识迅速高涨，体现为以下重要会议：200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了反种族主义世界大会（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2002年，在华盛顿举行了首届非盟—西半球侨民论坛（African Union-Western Hemisphere Diaspora Forum）；2003年，在非盟议会首次特别峰会上，通过了“邀请和鼓励非洲侨民参与非盟建设”并将“非洲侨民确立为非盟第6个地区”的历史性条款；2004年，在塞内加尔举行了首次非洲与侨民知识分子会议；200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每年3月25日定为废除奴隶贸易国际纪念日。尽管此后有关纠正非洲历史不公议题的热度有所降低，但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非方围绕纠正历史不公的呼声再次高涨。例如，2021年，德国与达成协议，为后者殖民时期遭受过种族屠杀的社区提供资助；2023年，德国为在坦桑尼亚殖民统治时期的屠杀行为道歉。尽管并未兑现资助承诺，但德国对历史的态度仍比拒绝道歉而仅承认曾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的英国要更为诚恳。

  2023年，非洲全面启动追索有关奴隶贸易、殖民统治造成损害的赔偿努力。非盟议会在2023年初决定，将2025年非盟第38届峰会的主题确立为“通过赔偿为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伸张正义”，聚焦赔偿正义和种族愈合。非盟认识到，围绕奴隶贸易、殖民统治、种族隔离及系统性种族主义等方面的赔偿问题，其意义远超承认和纠正历史不公本身，更是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正义观念塑造和未来国际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2023年11月，加纳与加勒比国家召开阿克拉赔偿峰会，同意建立一个全球赔偿基金，标志着赔偿正义进入机制化阶段。非盟强调，赔偿正义可以在愈合历史创伤、促进公平以及捍卫非洲人民在遭受歧视时的权利作出贡献。它涉及一系列旨在解决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系统性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历史不公的倡议，包括历史认知、财政性赔偿、土著土地归还、文化文物保护与归还、国际问责等。与此相对应，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也确立了到2033年实现所有文物被归还的目标。

  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Chagos）的正式归还，标志着非洲在纠正历史不公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毛里求斯与英国政府在2024年，也即殖民列强瓜分非洲的1884年柏林会议160周年之际，达成归还查戈斯群岛协议，并于2025年5月正式签署主权移交协议，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的法律归属尘埃落定。尽管美军在未来99年里仍可接着使用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非洲“再次觉醒”仍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非洲既承受了自身责任极少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危害，还可能再次在绿色转型特别是对关键矿产的开发进程中被甩在后面。因此，不仅非盟高度关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共同立场的塑造，非洲公众的诉求也为此提供了民意支持。民意调查显示，非洲22国平均59%的公众意识到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严重性，81%的公众认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使生活变得更糟糕，有37%的公众认为本国政府应承担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主要责任，也有26%的公众认为应由发达国家承担主要责任。这为非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推动公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塑造共同立场是非盟热情参加和塑造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治理的重要方式。非盟于2007年通过第一份有关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政策文件，即《非洲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发展宣言》（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奠定了其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政策基础；此后，非盟于2009年成立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气候变化委员会并提出首份《气候变化非洲共同立场文件》（Decision on the African Common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2014年制定《非洲大陆的气候变化战略（草案）》（Draft African Union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2022年通过《非盟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的策略行动计划（2022—2032）》。随着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治理的深入，非盟借助埃及主办2022年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契机，成功推动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并在次年气候大会上被正式命名为“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旨在帮助很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导致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损失与损害。这不仅有助于纠正历史不公，为非洲国家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问题上争取更多公平与正义，更有助于非洲在未来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适应与缓解中获得更大自主性。尽管非洲在最近两届气候大会上都积极推动该基金的注资工作，但“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实际进展远未达预期。截至2025年4月7日，共计27个国家和地区为该基金捐献7.684亿美元资金。这仅比各国在2023年气候大会上承诺的初始金额（6.7384亿美元）高14%，与非洲实际资金缺口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尽管如此，“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基金对非洲仍极具意义，它可能促使非洲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受害者”转型为“主动方案提供者”。此外，为推动非洲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非盟还推动塑造综合性的非洲气候、和平与安全共同立场（Common African Position on Climate，Peace，and Security，CAP-CPS），提出了11项指导原则，识别出9项关键挑战，并确立了11项政策优先。此外，非洲还在2023年和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召开非洲气候峰会（ACS），推动自身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适应、缓解甚至扭转气候变化态势，更要求同步推动能源转型。与此同时，与国际科学技术创新的紧密结合进一步放大了关键矿产的地理政治学重要性。非洲拥有全球30%的矿产储量，这中间还包括许多对可再生和低碳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例如，几内亚的铝土矿储量达到全球1/4，刚果（金）的钴储量占全球储量70%以上，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三国的石墨储量占全球储量21.6%，南非和加蓬的锰储量占全球47%、产量超过全球总产量60%，南非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铂族金属储量，其产量超过全球总产量70%，等等。因此，非洲正成为大国特别是美国争夺的重点。例如，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建立的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包括4个非洲国家，即博茨瓦纳、刚果（金）、和赞比亚；而拜登政府于2022年建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不仅邀请非洲的关键矿产富集国政要出席，更与部分重要的非洲关键矿产富集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又如，日本在2025年8月的第九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9）上宣布，将投资70亿美元推动纳卡拉走廊建设。日本此举不仅可能与洛比托走廊一道刺激大国在非关键矿产竞争，更可能针对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而诱发非洲发展走廊建设竞争。为避免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牺牲品并防止再度被置于全球价值链底端，非盟《2063年议程》确立了建立非洲单一能源市场和实施非洲大宗商品战略等目标，以加快非洲工业进程，这中间还包括建立至少5个大宗商品交易所。在2025年的非洲矿产大会上，非洲还强调应在关键矿产方面采取单一行动、发出同一声音，并效仿石油输出国组织模式，建立非洲的关键矿产卡特尔。

  或许对非洲而言，历史命运在未来重演的风险才是其“再次觉醒”的关键动力。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国际社会自2020年起开始尝试推动加速落实2030年议程，同时系统性地启动围绕更为长远的国际发展规划的讨论。此举既为非洲“再次觉醒”提供了难得的推动力，又为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塑造未来国际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

  2021年，联合国秘书长发布了《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重点围绕《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提出12项关键建议，描绘了全球治理改革的总体蓝图。据此，联合国系统首先于2024年举办未来峰会，继而于2025年举办第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和第二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问题世界峰会。利用这一重要机会，非洲日渐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之中。在2024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的筹备过程中，非洲国家参与程度相对有限。在最终通过的《未来契约》中提出的56项行动计划，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回应非洲的关键诉求，对全球治理架构的改革也缺乏实质性的行动步骤。尽管如此，这仍为提升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促进其利益提供了重要机会。例如，在发言的240余位代表中，非洲的官方代表就达到30位，包括开幕式的3位青年代表中的南苏丹代表莫妮卡·玛丽丝（Monicah Malith）女士、非盟代表、代表“77国集团+中国”的乌干达，以及27个非洲国家代表。

  与未来峰会相比，非洲对2025年6～7月召开的第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及9月召开的第二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问题世界峰会明显更为主动。例如，针对2024年11月下旬公布的第四届发展筹资国际会议成果文件的要素文件，和2025年1月中旬公布的最终成果文件零案文及3月上旬公布最终成果文件初稿，非方积极发表意见，争取对成果文件产生更大影响。非方认为，此次会议是重塑全球金融架构以应对系统性挑战的关键机会；会议成果文件的要素文件、零案文和初稿所提出的举措对非洲而言尤其重要，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回应了非洲长期诉求的核心问题，如特别提款权转借、遏制非法资金流动、税收及债务治理改革等。尽管如此，成果文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具体的实施机制不够明确；另一方面，仍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既有路径，对“全球南方”的优先事项的考虑有限，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改革、国际评级机构偏见、债务可持续性与融资创新等。

  由于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实施计划覆盖至2034年，非洲对2030年议程的后续议程建构相当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或争议是，在2030年议程如期实现前景渺茫的情况下，2030年后时期是继续推进现有议程落实，还是对其加以优化升级，抑或以全新议程取而代之？这一争议最明显地体现在《未来契约》的拟定过程中：2024年5月14日提交的第一次修正案明确要求，秘书长应在2027年可持续发展峰会前向成员国递交一份报告，主题是一个雄心勃勃且有效的2030年后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关键决定要素；然而，在7月17日的第二次修正案中，这一要求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在2027年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讨论“到2030年及之后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自己难以实现2030年议程目标的详细情况，非方认为，更为合理的选项是延长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使其与非盟《2063年议程》更好对接，但这可能会引起全球发展议程的迟滞，甚至是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治理的破坏，因此应进一步筛选目标体系，采取更为灵活的延长与修正相结合的方法。

  在上述问题之外，非洲对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代表性、和平安全治理等全球治理关键领域也都有着长期且明确的期待，期望借助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塑造的重大机遇将自身诉求融入其中，推动国际秩序由“中心—边缘”结构向多极协商转型，从而为实现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非洲当前的“再次觉醒”集中体现为全方面提升战略自主性，其核心是抓住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机遇，以避免历史命运重演。当前有关“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战略叙事之争，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反复上演的逻辑，即“全球北方”根本上试图固化“全球南方”的“欠发达”状态，如同欧洲在历史上长期使非洲“欠发达”一样；其深层逻辑是所谓“发展终结论”（End of Development）所揭示的，“全球北方”所允许或所接受的“全球南方”的发展，是在不突破原始积累前提下的增长，是在不改变国际体系既有“中心—边缘”结构前提下的增长。尽管目前评价非洲“再次觉醒”的具体成就还为时过早，但从中长期视角看，这无疑有助于其突破原始积累门槛，冲击甚至动摇既有“中心—边缘”结构，最终迈向自主现代化。也需承认的是，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处境相似，非洲国家的“再次觉醒”仍面临战略坚定性和战略稳定性两大压力。一方面，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部分非洲国家因抗压能力有限而试图通过“骑墙”策略实现左右逢源；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大国竞争加剧特别是美国政策反复无常，极大地压缩了非洲各国的战略自主空间和政策试错空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没有盟友，没有敌人，更没有路人”的施政风格下，非洲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兼具内生动力和外部必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非洲“再次觉醒”及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全球南方”整体的现代化追求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基于非洲的特殊性和“全球南方”的共通性，非洲需与“全球南方”伙伴共同携手，超越后殖民主义假设实现自主知识生产，超越政治分野、经济分化和文明分流，实现“全球南方”大团结，超越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实现共同现代化，并最终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发展作出新贡献。

  作者简介：张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扬，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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